開學(xué)了，看著孩子們領(lǐng)回新學(xué)期的課本，讓我不禁想起包書的往事。包書是老家的說法，就是用紙張包上書本的四封，免得受損弄臟。

包書古人稱書衣，亦稱書皮或封皮。許慎《說文解字》載：“帙，書衣也。”唐代皎然《答蘇州韋應(yīng)物郎中》有詩句：“書衣流埃積，硯石駁蘚生。”魯迅先生也有記：“至陶元慶君所作書衣，則已貽我于年余之前者矣。”清代修《四庫全書》，還用青、紅、藍(lán)、灰四種絹綾做成書衣，用來區(qū)分經(jīng)、史、子、集四庫，足見給書本穿外衣的歷史尚久，并一直傳襲。

古人的風(fēng)雅稱謂，樸實的父親是不知道的。記得小時候，我們兄妹把新學(xué)期的課本領(lǐng)回家后，齊刷刷地放在桌子上，嚷著父母給我們包書。夜里，忙碌一天的父母才閑下來，在一盞油燈下，父親拿出一疊早就備好的火紙（當(dāng)?shù)厣a(chǎn)的糙紙），母親接過手來，對著書本比折好后用剪刀裁下，將書本前后妥妥地包好，合縫處用米湯實實地粘上。母親包書的動作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只需半全時辰，我們兄妹三人的新課本全部穿上了外衣，有序地排列在桌子上。父親識得些字，伏在油燈下，在書衣上一筆一畫地寫下“語文”“數(shù)學(xué)”“自然”“音樂”等字樣，反復(fù)將筆畫添粗加黑，很是顯眼。并在下端工工整整地寫下孩子們的名字，免得拿錯。最后，父親還不忘在書衣后面寫下“好好學(xué)習(xí)，天天向上”“書山有路勤為徑”“書中自有黃金屋”之類的勵志格言。

包書是開學(xué)后的一樁大事，很有儀式感。父親要提前選好包書紙料，母親要提前留好米湯、一盞油燈、一把剪刀，父母燈影下的每一個動作，都飽含著濃濃的期望。改革開放后，普通人家都能訂閱報紙，報紙就成了包書的不二材料。但是報紙很薄又印滿了黑黑的鉛字，不但不好看而且用的時間也不長。父親心疼書本，就去鎮(zhèn)上聯(lián)系書店里的熟人，找來一種很有質(zhì)感又厚實的牛皮紙，裁剪后用來包書，大方又好看，得體又耐用，上課時一掏出來，定會聚集不少同學(xué)的目光，老師也會走到桌前，拿起書本說：“這書包得好。”

我的孩子上學(xué)之后，每學(xué)期我也要給孩子包書，只是再也不用紙包書了。文具店里有一種夾子狀的塑料書殼賣，印有暗花，透明精致，套在書本上就完事了，美觀大方，省時省力。前些天我回了一趟老家，整理屋角的一堆舊書時，居然找到我與孩子上學(xué)時的課本，不同的書衣，同樣的回憶，我陪著一堆舊書獨(dú)坐良久。

著名作家孫犁有包書的雅好，先生“容不得書之臟、之殘，每收書必包以封皮”。這位現(xiàn)代文學(xué)荷花淀派的創(chuàng)始人，包書的用紙有別人投入紙簍的舊紙，有朋友送來的殘紙，就連客人來看望他裝時水果的紙袋都用來包書。不同的紙張，不同的顏色，使先生的藏書“書櫥之內(nèi)，五顏六色，如租書之肆，氣象暗淡，反不如原來漂亮，而余樂此尚未疲也。”

孫犁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將讀書的見解和感想寫在書衣上，形成短小的題跋、日記。20世紀(jì)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藏書上寫下了500多篇“書衣文”。既有對藏書的簡短評價和版本考證，也有對日常生活、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文壇交往、時局評論等記錄。幾家出版社多次整理出版了孫犁先生的“書衣文錄”單行本，這種首創(chuàng)的“書衣文”，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不少轟動。202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書衣文錄全編》，皇皇三集，記錄了先生留在書衣上的全部文字，是中國書衣史上的開山之作。正如作家汪惠仁所言：“這個在角落里的包書人，通過在書衣上寫隨感，保留了被我們忽視的價值與信息。這些價值與信息，既指向?qū)O犁本人，又指向時代及傳統(tǒng)。”

包書也罷，書衣也罷，是對書本的愛護(hù)和對知識的尊重，更是讀書人的尊嚴(yán)和體面。對于一本好書，我除了作必要的標(biāo)記外，斷然不會亂畫一筆，就連折疊一下都會心疼。郵遞員為了投遞方便，曾將我的名字寫在書的封面上，我十分不悅，不留情面地投訴了這種行為。只有手捧一本干凈清爽的書，內(nèi)心才能獲得一種安靜，才能走進(jìn)一個清幽、愜意的世界。書本中的每一個漢字都熠熠生輝，魅力無窮，只有給書穿上衣裳，心中才能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