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張元濟等前輩先賢懷揣文化救國之夢，發(fā)出了“國無辭書，無文化之可言”的呼喚，于1908年啟動了《辭源》編纂工作，并于1915年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辭書。

100年后，2015年12月24日，歷經(jīng)8年編纂，《辭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發(fā)行。這不僅僅是從400萬字至1200萬字的超越，更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百年傳承。

這是一種胸懷家國的文化自覺。張元濟，主持商務(wù)印書館期間，頗有遠見地創(chuàng)立字典部，毅然投入“商務(wù)”1/4的資本編纂《辭源》，并親自參與編寫，只因為他深知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前，中國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需要“開啟民智，昌明教育”方能迎來光明時代。陸爾奎，第一版《辭源》的主編，2000多個日夜，羅書十余萬卷，積累成疾，以致失明。而400萬字的《辭源》，融舊學新知于一爐，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劇烈的文化碰撞、復(fù)雜的制度變革和徹底的社會轉(zhuǎn)型中，得以傳承復(fù)興、發(fā)揚光大。1931年時，該辭書就已行銷數(shù)十萬冊，成為當時全國小學教師以上水平的知識分子的常備案頭辭書。

這也是一種守正開拓的創(chuàng)新精神。傳統(tǒng)文化要煥發(fā)新的生命，需要找到新方法?！掇o源》在編纂方法、編寫體例方面創(chuàng)造了全新格局，對后世的辭書編纂與文化創(chuàng)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現(xiàn)代辭書史上的一座豐碑。盡管如此，“商務(wù)”出版人一直明白，辭書完成之際便是新的修訂開始之時。只有不斷順應(yīng)社會發(fā)展，那些永不褪色的價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機。于是，我們有了第二版、第三版的《辭源》，相信今后也會有第四次的修訂，它將成為一個民族永遠的文化工程。

這更是一種心甘情愿的奉獻精神。1976年學貫中西的黃秋耘先生參加第二次修訂時，笑稱自己是“遁入空門”，從此青燈常伴閉門窮經(jīng)。而《辭源》第二版主編吳澤炎先生堅持每天做60張卡片，最后竟積有30余萬張卡片，書未修完，惜人已半身不遂。第三版修訂中，3位主編、22位分主編、127位學者，硬是用了1800個日夜完成上億字的校對，書證和釋義的改動量達4萬條，改動率達40%。

人們常說，辭書修訂是一個彈性較大的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淺，要完成具有相當學術(shù)深度和廣度的修訂，彌補舊版系統(tǒng)上的缺失，殊為不易，這也是眾多文化工程難以善終的原因。相比過去，現(xiàn)在編寫似乎容易了，有海量的數(shù)據(jù)庫電子書可以提供線索，但恰恰是這些浩瀚的資料，更需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基礎(chǔ)鋪墊。如果沒有一種精神，哪里可以完成一個字一個音的準確校檢？

8年的時間，足以寫一部好的專著，留下幾篇好的論文，可這么多學者卻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中，他們中，最長者已有82歲，最年輕的35歲，每個人都竭盡心力，焚膏繼晷，守護心底的追求。

第一部《英語詞典》的編者塞繆爾·約翰遜在其書大功告成時說，你想要懲罰誰嗎？就讓他去編字典。意大利歷史語言學家斯卡利格也曾這樣形容編撰詞典之苦：十惡不赦的罪犯既不應(yīng)處決，也不應(yīng)判強制勞動，而應(yīng)判去編詞典，因為這種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這言語中帶著自謔，卻讓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編纂辭典之艱辛。

吳澤炎曾說：“《辭源》是一輩人接一輩人的事業(yè)”，而辭源人的文化，也在一輩一輩的接力中傳承下來。這精神，倘若能借由“辭源”之源發(fā)散出去，滲透進每個領(lǐng)域，那將帶來怎樣的文化氣象，又將筑就怎樣的中國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