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憲盡管懺悔時貌似誠懇，實則不著邊際。他把自己的行為歸結(jié)為“道德問題”，是一個不該犯的低級錯誤，可見其法治意識之貧乏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從判決書及相關(guān)的報道來看，陳明憲的貪腐方式屬于近幾年被打“老虎”或被拍“蒼蠅”的一般套路。而且落馬的貪官們在犯罪的本源上也都是一樣的，一方面是個人的貪婪且對權(quán)力缺乏必要的敬畏，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對權(quán)力的制約機制失靈，以至于他們當了一把手后，一呼百應(yīng)，呼風(fēng)喚雨。

陳明憲雖然最終因犯罪而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其源頭倒也可以追溯到他不能潔身自守的“道德”問題。他所說的“貪名、貪權(quán)、貪色”的“貪”，道出了人類的共同本性，那就是一旦制度的約束乏力及個人自律之心薄弱時，人性中對物欲的貪婪就會蠢蠢欲動，伺機而出。而這種現(xiàn)象自古皆然，在古代的許多官箴書中，對此都早有警示。

汪輝祖是乾隆年間的江南名幕，在江浙地區(qū)佐理州縣幕府長達三十四年，是譽滿全國的紹興師爺、幕學(xué)與法律專家。后入仕為官，歷任湖南寧遠知縣、道州知府，政績斐然，被人稱為“湖南第一好官”，是聲名遠揚的清官良吏。歸里后，以讀書著述自娛而終。

汪輝祖在他的著作中談到，無論是為幕還是為官，都要“立品”與“守身”，遵從一定的行為準則。在其幕學(xué)作品《佐治藥言》及《續(xù)佐治藥言》中，汪輝祖認為幕友也要像傳統(tǒng)的儒士一樣，重視修身持家。不僅自己要安于清貧，潔身獨立，堂堂正正做人，還要能約束眷屬“相率于儉”，如此才能不受情勢牽絆。由于幕友主要處理的是與主人之間的關(guān)系，佐治時不能違背良心，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為了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幕友平時就要“勿過受主人情”。因為“平日過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時卻情不得。歲脩無論多寡，餼廩稱事，總是分所應(yīng)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辦非分之事。”汪輝祖所說的非分之“情”，其實就是幕友從主人那里所得到的分外饋贈。收取他人非分之財，即須為他人做分外之事。汪輝祖所說的這一“為幕之道”，又何嘗不是“為官之道”呢。如今許多像陳明憲這樣的官員，收受了相關(guān)單位或個人的賄賂，接受了非分之財，必然也須為對方為非分非法之事，正所謂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東窗事發(fā)之日，又如何能怪別人呢。

陳明憲之流的“大老虎”落馬之后，大多會講一講自己貪腐的“心路歷程”，比較普遍的是在收受第一筆“小錢”時，多少也會忐忑不安，慢慢地膽子就會越來越大，竟至于最終發(fā)展為主動索賄。汪輝祖在其《學(xué)治臆說》中對此早有“提醒”。他認為官吏的貪墨，在于自己的不能節(jié)儉，對奢靡生活的追求必將導(dǎo)致其貪，“資用既絀，左右效忠之輩，進獻利策，多在可以無取、可以取之間，意謂傷廉事小，不妨姑試，利徑一開，萬難再窒。情移勢逼，欲罷不能，或被下人牽鼻，或受上官掣肘，卒之利盡歸人，害獨歸己，敗以身徇，不敗亦殃及子孫，皆由不節(jié)之一念基之。故欲為清白吏，必自節(jié)用始。”而且“侈靡之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繼乃常然，久且習(xí)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官員的貪賄從最初在可取不可取之間權(quán)衡，認為“傷廉事小”，一旦收受第一筆錢財后，很快即進入貪腐的“快車道”，數(shù)額也會越來越大，在防范制度不健全的社會，僥幸心理又會促其欲罷不能，從“偶然”、“常然”、“習(xí)為固然”到“忘其所以然”，幾成所有貪腐官員不變的軌跡。

掌握公權(quán)力之人，其“職分”本來在于維護和增進公益，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在行使權(quán)力時尤不應(yīng)忘其“公仆”的初心。而像陳明憲這樣的官吏，當大權(quán)在握時，將自己管理和分配的公共產(chǎn)品，當作私產(chǎn)而率性且任性地處置，最終在自食其果的同時，也給公共利益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是故，為官之人若能謹守“不為非分之財而為非分之事”的準則，則為個人家庭之福，也乃萬民之福。（馬建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