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一群具有現(xiàn)代意識的知識分子為了推翻舊思想、舊文學而發(fā)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啟蒙運動，也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它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的這些知識分子汲取了以歐洲文藝復興為代表的大量西方文化的精神營養(yǎng)，這也造就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之間不可分割的淵源聯(lián)系。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要改革文字文學、解放個人思想、創(chuàng)造新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發(fā)展科學和藝術都與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這一點也能從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可見一斑。

周作人是對歐洲文藝復興研究較早的知識分子之一，他于1918年首次發(fā)行的《歐洲文學史》較全面地評述了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英國、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的作家作品。他總結的文藝復興的本質在于“人生生力之發(fā)現(xiàn)”；其所倡導的是“樂生享美之精神”。還把文藝復興文化與中國古文化進行了對比，指出“基督教滅欲體質以求靈魂，導人與自然之離絕，或與背馳”，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則“導人與自然合，使之愛人生，樂光明，崇美與力，不以體質和靈魂為仇敵，而為其代表”。他評述的作家作品不僅只作介紹，而有其深度分析。比如對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的分析中，他首先將其與之前的悲劇作對比，從而突出了四大悲劇特有的悲劇根源，即人物性格弱點。他還進一步結合亞里士多德的凈化理論揭示出莎士比亞悲劇的藝術魅力和倫理關系。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文學作品中，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可以說是眾多評價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作品中較有力度的一部。

此后，還有一位對歐洲文藝復興做過系統(tǒng)性研究的是蔣方震，他于1912年出版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是一部專門研究文藝復興的著作。該書對歐洲各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不同特點作了簡要的比較，并指出文藝復興并不是單純的復古，而是呼喚人文主義精神的覺醒，從而深刻影響人們認識客觀現(xiàn)實世界的態(tài)度和能力。

隨著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就想在中國也來一場“文藝復興”，他們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革命是借用歐洲古典時期的語言文學形式，以此為戰(zhàn)斗載體，闡釋和發(fā)揚資產階級新文化和新的人文主義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樣以文學革命為先導，“反傳統(tǒng)、反儒教、反文言”是其重要標簽。由此，歐洲古典時期的語言文學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的引進資源和效仿對象。

文藝復興把人從中世紀的神學統(tǒng)治和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破除宗教信條，削弱對宗教的依賴，強調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價值。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學也深受影響并以此為目標，紛紛揭露、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以及宗教神學的虛偽和反人性本質， 表現(xiàn)出強烈的理性批判意識和戰(zhàn)斗精神。這一特征對五四新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白話文學的實踐中。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白話俚語取代了拉丁語，成為文學的語言載體，比如但丁用意大利語“白話”代替拉丁語創(chuàng)作了《神曲》。梁啟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便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并身體力行地支持白話文運動，他創(chuàng)作的《歐游心影錄》可視為同時代白話文的上乘之作。胡適也是白話文的主要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他在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各國文學之后，得出文藝復興文學始于語言文體的結論。雖然白話文也存在著美學意蘊的缺乏、思想內容與文字表達的脫離等嚴重問題，但胡適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系：“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但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就此而言，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詩集《嘗試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體”小說無不具有開創(chuàng)或奠基的意義。

在“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定位的影響下，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傅斯年等人將所創(chuàng)辦的《新潮》雜志的英文名字定為文藝復興的專有名詞“Renaissance”。大家在撰文時， 也有意使用“文藝復興”一詞。例如，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宣言中寫道：“自文藝復興, 思想解放，‘人類應如何生活’，就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加以研究， 就得了‘應該那樣生活’‘不應該這樣生活’的結論 。一些學者倡之， 大多數(shù)民眾和之， 就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

歐洲文藝復興在一開始間接影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起，但“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性質直接影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走向。與文藝復興單純的思想文化革新不同，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革新的過程中，始終是以現(xiàn)實政治為導向的。而正是集“愛國革命運動、社會革命運動、思想啟蒙運動”性質為一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促進了之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成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

一百年前，胡適等人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地位等同于西方文藝復興的地位，這本身就體現(xiàn)了西方文化話語權的強勢，是站在“西學”的立場上對“中學”進行定位。馮友蘭先生認為，“在世界史的近代階段，西方比東方先走了一步，先東方而近代化了。在中國近代史中，所謂中西之分，實際上是古今之異”。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互影響越來越大。身處新時代的我們也應該在和平共處、兼容并蓄的基礎上，加強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以實現(xiàn)求同存異、共生共榮。